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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全部重庆市政府将万州建设成重庆第二大城市,具有坚定的科学依据和深远的战略意义。下面主要从万州的地理位置、资源状况以及政策环境来论述万州作为重庆市第二大城市的理由。

重庆市万州区地处三峡库区腹心,长江中上游结合部,因“万川毕汇、万商云集”而得名,是长江十大港口之一。万州区位于东经107°55'22-108°53'25,北纬30°24'25-31°14'58。东与云阳县和湖北利川市相接,南靠石柱县,西与忠县、梁平县和四川省达州市毗邻,北与开县接壤。万州也位于重庆市和宜昌市之间,是两个城市经济扩散的辐射区域,是重庆市和湖北省经济联系、发展的最佳结合点,同时,万州的经济发展辐射云阳、开县、梁平等县城,将带动和促进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万州是长江三峡工程最大的移民城市,淹没线万,占整个三峡工程移民的1/5,重庆库区的1/4。万州区区域位置优越,具有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库区移民开发和沿长江经济带开发之利。在三峡库区的区县中,不管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移民、交通、资源,万州都是一个“节点”,无法绕过,万州都具备建成库区中心城市的优势,也将成为长江经济带新的经济增长点。

全区幅员面积3457平方公里,辖52个镇乡、街道。总人口171.7万,在重庆40个区县中人口最多;城市建成区面积41平方公里,城区人口59.5万,城市规模除主城以外全市最大;动态移民26.3万,占三峡库区的五分之一,占重庆库区的四分之一,在库区区县中移民任务最重。

万州附近山地丘陵,除有煤、铁、硫、盐等矿藏外,盛产柑橘、桐油、乌桕、生漆及蘑菇等,又是山羊及山羊板皮主要产地之一。工业以罐头、肉类等食品工业和纺织、皮革工业为主。次为机械、化肥和造纸等。

万州是全国179个公路运输枢纽城市之一。三峡工程建成后,万州是全年性深水港,长江航运将得到极大改善,随着达万铁路、五桥机场、渝万高速公路的开通,以及万宜铁路、万开、万云高速公路、万石二级公路的建成和正在规划的万利高速公路,达万铁路,万州已成为西部内陆地区交通条件最好的区域城市,其间接经济腹地延伸至鄂西、川西、川北、陕南、青海等地,将形成公、铁、水、空结合,江海联运、铁水联运,四通八达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成为长江中上游结合部的交通枢纽。万州港货物年吞吐量在重庆市内居第2位,仅次于重庆港。

这也使万州逐渐成为新三峡旅游的进出口和库区旅游的服务中心和集散地。坐拥长江黄金水道,318国道横贯东西,是万州打造区域交通枢纽、重庆第二大城市的一大优势。

近年来,万州认线号文件精神,胜利完成移民搬迁安置任务,经济社会发展在渝东北地区“一马当先”,城乡面貌和人民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市级各部门要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和要求,及时完善和落实相关配套措施;万州区委、区政府也将要团结带领全区人民,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步伐。

在《关于加快把万州建成重庆第二大城市的决定》中也提出要,加大对万州建成重庆第二大城市的政策扶持力度。着重加强领导、加大移民后续支持力度、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强化要素指标保障、强化就业人才支持和进一步扩大管理权限。为早日把万州建成我市具有较强综合实力、服务功能和辐射带动能力的第二大城市而努力奋斗。

【前言】历史上,四川省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是四川盆地沿江城市中,建制几乎最晚的一个小县城。直到三国时期,才由当时奉节巴东郡拆分下属云阳朐忍县而得;南北朝北周时期,奉节信州总管府改安乡县置“万川县”,万州始得名“万”字。

在漫长的古代,万县一直只是长江边一个“大船不常停靠”的普通过路小站,并不是什么交通枢纽,更不是一些人胡吹的什么“川东门户”,其地位甚至不如临近的丰都高家镇、石柱西沱镇!!所以,古代的万州一直属于落后地区,历史上名不见经传。南宋陆游《偶忆万州戏作短歌》讥讽万州是天下最穷的地方:“峡中天下最穷处,万州萧条谁肯顾?”《老学庵笔记》载:“忠州在峡路,与万州最好穷陋。岂复有为郡之乐?”不仅如此,《夷坚志》蜀梁二虎关于万州的记载也与陆游诗文对照:“(蜀中)万州尤为荒寂,略无市肆。”

近代,中国被迫开埠并非光彩之事,特指“晚清西方列强强占中国关税”的一段丧权辱国外交。民国之后,中华民族主义兴起,“收复关税自主权”、“争取修约或废约”一直是历届民国政府外交首要目标之一,地方军阀更是千方百计想独霸一方税源,怎么可能会允许外国人再在中国开埠?!

1902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英国殖民者曾强迫当时的清政府增开“夔府(今奉节)所辖之万县”为新的通商口岸,企图将“万县小码头”从“奉节夔关监督”管辖区,划归“英属重庆殖民海关”管辖。但因“经费浩大、手续繁难、非一时所能猝办”,加之奉节夔府“民众激愤”,万县本地“民情惶恐,万不可行”,故并未开埠。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清政府垮台,四川长期军阀割据,最终不了了之。

民国时期,经中央政府正式批准,四川先后设置的税关仅有“奉节夔关、重庆关、成都关、雅安关、宁远关”。1917年,四川开始军阀割据,少数外国不法商人利用军阀混战之机,跑到万县私自从事进出易。据此,部分万县人坚持认为民国万县是重庆殖民海关的分关。

不过,民国官方档案清楚表明“依照法定程序,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从没公开正式宣布万县为开放口岸”。关于这一点,万州本地学者也承认。这意味着“民国万县私自开放口岸”并没得到国家的最终认可,不具法律效力。非法从事进出易在法律上属于“走私”,性质比开埠更恶劣!所以说,所谓的“民国万县开埠史”其实只是少数外国不法商人钻四川军阀混战的空子,私建的走私窝点,民国万县从未被外国开埠!事实上,民国万县也从没有过外国开埠的领事馆,更无外国租界。

民国北京政府末期,北洋军阀“武力统一四川”之后,为募集军资曾于1925年短暂“辟万县为商埠”徵收关税,不过,随着政权更迭,很快不了了之。1929年初,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实施新《海关进出口税则》,宣告中国关税自主,正式裁撤内地税局及煤油统税徵收局。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军阀“辟商埠”与晚清外国强迫中国“开埠”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中国军阀为募集军资,强夺民利,纯属中国内政;而后者是外国强迫中国开埠,属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民国时期,被四川军阀辟为商埠的还有成都等其他城市,但都与清末重庆“被外国殖民者开埠”的性质完全不同。换句话说,近代历史上长江上游只有重庆曾被西方殖民者开过埠!

判断民国万县是否有过建市,其实很简单,只需核查民国档案,看是否有当时官方的正式批文、程序是否合法、组织机构是否完整有效。但遗憾的是,民国万县居然没有一条符合规定!

众所周知,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四川曾长期军阀混战。1922年,原川军第二军刘湘因私下勾结外省鄂军,企图借外力消灭川军第一军,引发四川军阀联名声讨,而被迫宣布隐退。杨森由此升任川军第二军军长接替刘湘,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同年7月,杨森攻击川军第一军失利,从重庆败退到下川东,割据夔府(今奉节)。川军第一军鲁平舟部抓住战机“夜袭夔府”,以少胜多大败杨森的1万军马。杨森连夜逃出奉节,投奔湖北鄂军,从此改换门庭归顺北洋军阀吴佩孚。

1923年,杨森在吴佩孚扶持下打回四川,1924年在成都就任“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成为四川最高军政长官。可惜,好景不常。随着吴佩孚政权垮台,段祺瑞出任民国政府临时执政,杨森失去靠山,但又不甘心就此让出四川军政大权,打算武力统一全川,结果反被刘湘、袁祖铭的“川黔联军”逐出成都。1925年11月,杨森在奉节夔府码头乘“美滩轮”再次黯然离川,逃往汉口投奔吴佩孚。

1926年1月,重庆刘湘与黔军袁祖铭因利益纷争决裂,四川战事再起。黔军趁刘湘参加成都会议之机占领重庆,随后迅速东进,企图以重兵封锁川省门户夔门,从而控制四川全局。2月18日黔军攻占忠县,与退守万县的川军形成对峙。杨森旧部唐式遵、潘文华、张邦本等人联名倡议请杨森回川主持大计。杨森借机从汉口乘船返川,3月1日直接抵达川黔两军对峙的万县小城,随即宣布成立所谓的“四川讨贼军总部”,开始以万县为新基地,重新培植势力。最终,黔军在杨森、刘湘等川军共同夹击之下退出四川,刘湘也于6月6日返回老巢重庆。

至此,1926年~1928年杨森临时割据下川东的万县小城,与上川东的重庆刘湘抗衡。杨森虽只是个过路军阀,占领万县的时间也并不长,但仰仗北洋军支持,居然一番折腾,在万县大搞起基地建设,让万县这个小城破天荒开始发迹。野心膨胀的杨森甚至私自把下川东的军政公署从夔州(今奉节)迁至自己的万县基地。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包括杨森在内的四川各路军阀纷纷倒戈,宣布归顺南京政府。1928年6月20日,中央政治会议第145次会议通过《特别市组织法》与《市组织法》,并于7月3日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执行。《市组织法》共计7章42条,其中第二条规定:“凡人口满20万以上之都市,得依所属省政府之呈请暨国民政府之特许建市。”

客观上,依照这个《市组织法》,民国时期的万县根本达不到建市的最低标准!但1928年11月,一贯骄狂的军阀杨森在既无申报、更无批准的前提下,自己宣称“万县建市”。也就是说,号称“比1929年重庆建市还早的民国万县建市”不过是一个地方军阀自不量力的“自批”闹剧。而且,这场闹剧也只维持了短短的50余天,随着“下川东之战”爆发,“自批市长”杨森就被重庆刘湘赶出了万县。杨森狼狈逃往川东北,寄人篱下,从此一蹶不振,退出四川军阀争霸,“万县建市”闹剧实际就已结束。对于再次成为丧家之犬的杨森,南京政府下令“川军各将领协同堵截,勿予收容”。

民国,四川“建市”者有三:“成都、重庆、自贡”。但只有“成都”是1928年经四川省政府申报、并获得国民政府批准的中国首批、四川唯一一个正式建市的城市。

重庆、万县实际一开始都是地方军阀“自批”的市。只不过,1933年重庆刘湘打败成都刘文辉之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四川省政府主席,“重庆申报建市”在1934年10月获得国民政府批准,正式成为普通“乙种市”。而“万县1928年杨森自批建市”因为自始至终根本达不到建市的最低标准,所以从没被国民政府承认过,属非法建市。

至于自贡1939年突然建市,纯粹只是因为抗战时期,四川大后方物质基地建设的需要,将原“富顺县自流井盐场+荣县贡井盐场”合并而成。类似于攀枝花、大庆一样,都是从原本荒郊野外的采矿作业区,一夜之间拼凑成为一个矿区资源型城市。

另外,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的地方行政区是“省、县”两级制,“省辖市”与“县”同级,都是省辖,并不比“县”高一等。甚至不如县。规划最好的十大城市例如,抗战时期,自贡虽然建市,但一直隶属“隆昌县的隆富师管区”军政府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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